阳光下的尴尬：乡村教师为何逃离乡村教育

    如今优秀的教师都逃离了农村，不太优秀但有背景的也多离开了乡村。因此，那些家庭经济宽裕的孩子，也逃离了乡村——去县城读书了；而那些会读书、经济拮据的家庭，为了孩子未来的命运，只好勒紧裤腰甚至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进县城读书，否则就可能考不上大学。于是，城市学校越来越庞大，乡村学校有的合并，有的由于没有生源而关门。

        家乡的吴老师诉说：我家在县城，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一位教师。我从小就立志要当孩子王，师范毕业后要求分配到乡村小学教书。那时我把精力都放在教学上，开始是教低年级，由于教出了成绩，校长就安排我教高年级，并带毕业班。带了几年带出了名声，因为在全县统考中我的学生中总有人名列前茅。县城重点学校也常公开招考教师，有人对我说，你去考，肯定能考上。后来浙江省几家私立名校找我，要高薪聘请，我还是没有离开。可我没走，那些优秀的老师有的调进了县城，有的到外地淘金去了，好的生源也随之流失了。尤其是多年搭档的数学老师也走了，我的语文教得再好，在全县也排不上名次，于是我也选择了离开。在乡村学校肯定比城市学校艰苦，但工资待遇却比城市低得多。再说乡村学校不搞家教，城市兴家教，有的老师的家教收入比工资还多得多。在乡村教书每月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而去江浙一带教书，少的也有五六千元，多的上万元，不走才怪呢！收入低是个原因，关键还让人瞧不起，找对象，人家一听是乡村教师，扭头就走。

        堂弟则向我诉说：你侄子聪颖会读书，在村小学读了两年，他的班主任对我说，他总是考全班第一，这孩子在这里读可惜了，你还是把他送进城里去读，别误了孩子的前程。堂弟是个泥瓦匠，一天也可赚100元，可刚建了一幢新房，还欠着七万多元的债务。孩子在村里读书方便，又不要钱，进城读书要择校费，租房子要钱，吃饭要钱，还要一个大人陪着，生活成本太高，一年下来至少要过万元。可不去，在乡村显然难以考进重点高中，考大学也就没什么希望，所以村里不少孩子只读了小学，反正又考不上大学，不如趁早出去打工。

        读书不能改变命运，主动放弃这条路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到2005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后发现，1978年到1998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从读书这条路来说，今天的穷孩子几乎没有春天。乡村学校没有好的师资队伍，没有优质生源，穷孩子在城里读不起书，他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即使出了个天才，在乡村读书，之后考取了大学，穷孩子也交不起昂贵的学费。一个好的社会，更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底层人获得平等上升机会的社会。其实这也不难做到。

        那位吴老师说，每个人都有理想，他的理想是要当一位优秀的教师，乡村学校没有高收入不要紧，可没有好生源不行。好的学生都进城了，留下的不是捣蛋的，就是有点傻的，这还有劲儿教吗？其实他不想离开乡村小学，是现实把他逼走了！

很多农民父母都对我这样说：俺们不在乎自己有多劳累，不在乎在外漂泊有多苦，只要孩子能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身份，就是累死也心甘。不知我的那位堂哥临死前，还有没有这种想法？他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了，可他死了，没有享到一天福。值得警惕的是：当教育这条能改变农家子弟命运的唯一通道被淤塞，让社会最底层的人看不到一丝希望和阳光时，这个社会的矛盾可能就会加剧。

从热爱教育到逃离教育，一些农村教师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也很无奈。

2010年11月19日上午，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三家馆乡三家馆小学一名受伤的学生趴在教学楼上看同学做早操。这栋教学楼是1992年修建的，近20年来少有维修，显得十分破旧。

“我小时候玩过家家，总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当老师。可现在我教书13年，做了11年班主任，唯一的想法就是能早日离开这个岗位。”前不久，记者在南宁市的一个乡镇采访时，当地中心校的语文老师黄淑娟谈起她目前的心境，微微叹了口气。

和黄老师一同进学校的那批老师中，有些人确实已经转行了。有的跟朋友去外地做生意，有的考上了公务员。从热爱教育到逃离教育，一些乡村教师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也很无奈。

在农村中小学采访时，记者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墙体斑驳的平房里，狭小的教师宿舍一间挨着一间，走进去，屋内刚好够摆下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如果要上厕所，得走上几十米，直通化粪池的蹲坑臭味扑鼻不说，厕所还四面透风、屋顶漏雨。由于宿舍少，一些分不到宿舍的老师要么住在教室隔开的小房间里，要么出去租房子住。

黄老师还记得她刚刚工作时，在一所村校生活的情形：“像我这么小的个子，每天要挑水回来煮饭吃，一到晚上四处漆黑一片，哪里也去不了，这样的生活换成你会愿意去吗？”现如今，黄老师已经调到了镇上，让她觉得颇为讽刺的是，她的现任校长经常会在安排轮教时把那些“不听话”的老师调到村校去教书，以示惩罚，因为在老师们看来“调到村里去，就像去‘充军’”。

事实上，生活条件差，待遇不高是乡村学校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但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村校在当地的破败更为突出。

在广西和湖南等地的农村走访时，记者看到农民自家盖起两三层的小楼已是很普遍的情况，在这些贴着瓷砖的崭新小楼的映衬下，一些村校好像成了乡村发展被遗忘的角落，看上去显得十分陈旧。有的学校由于道路和操场还是土的，师生身处其中往往是“天晴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从去年年初开始，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实施绩效工资，乡村教师也能拿到1500~2000元的月薪。虽然收入有了保障，但这笔钱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南宁市宾阳县一位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每个月基本的生活开支包括电费150元、水费40元、燃气50元、买菜500元、早餐费50元（班主任每天早上6点去学校只能在外面吃饭）、孩子早中餐费200元，再加上人情、交通、通讯、房租的花费，已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生场大病，老师就会处于负债境地，如果说还想攒钱买房，只能是一种奢望。”

经济拮据使得农村地区男教师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成家立业难。记者走访时发现，村校男教师过了30岁还没结婚的比比皆是。在广西一所乡中担任政教主任的吴老师就亲历过这样的一件事：一年前，学校小卖部来了一个当地的年轻姑娘帮亲戚打点生意。这个女孩个子不高，相貌非常普通，也没有正式工作。有一次，学校一位30岁出头的男教师提出想跟她处对象，她却断然回绝。“村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盖楼房了，你还住这种泥房，我是不会嫁给老师的。”女孩的话让老师们感到屈辱和辛酸。

和住宿条件不好、收入偏低等外部因素相比，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农村教师得不到尊重，教师的权责不对等才是让他们真正感到寒心的原因。

吕启明在湖南省西北部一所乡镇初中已经任教16年了，4年前他当上这所学校的校长。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他刚参加工作时，只要孩子考上中专，学生的家长就会高兴地大摆筵席，把老师请去吃饭，“多的时候一天有四五家请客，校长没办法，还把我们老师分成几个小组赴宴。”

这是吕启明对教师职业的荣誉感体会最深的一段记忆。随着中专生取消分配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逐渐显现，家长对老师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农村开始流行这样一种观点：送孩子读书，不如早点送出去打工，还能早点成家致富。

正当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日渐抬头之时，国家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战略也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大力推进。很多地方为了保证普九工作的落实，还出台了具体到班主任老师的“控流保学责任状”。记者在一些责任状中看到，校长成为控流保学的第一责任人，班主任为直接责任人，副班主任及科任老师为间接责任人。班主任与科任老师除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教务处安排的学生，严禁体罚与变相体罚学生，杜绝打击、排斥、歧视后进生外，还要切实做好差生的辅导和转化工作，要做好厌学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不辍学。一旦因教师主观原因导致学生辍学的，就要追究教师责任。（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洪巧俊于2011年08月26日）